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心得体会感想2021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小编在这给大家带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心得体会感想(7篇)2021，欢迎大家借鉴参考!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感想【篇一】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站在它的面前都是渺小的，我们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历史是人民一般回忆的方式，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义革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以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郁积着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丰富多彩，可歌可泣。
为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光辉业绩，弘扬战斗不息的爱国主义热诚，光大自强不息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留个了我们太多的回忆，有耻辱也有荣誉，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光荣，带给我们的遗迹太多了。
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宪政的追求，未尝隐匿，无需害羞，只要阳光照得到，就必定反射再人间，正如孙逸仙尝云：天下大势，浩浩汤汤。又正如毛泽东所言：这不是阴谋，这是阴谋。所以那些遍布于全过各地的中山路，就其寓义来说，其实叫人民路更加贴切，宪政着，人民通向理想祖国之大道也。中华民族错过了很多机会，中华民族还有很多机会。
回首，时间沿着辛亥的印记已滚过一个世纪，可越过一个世纪的追求与目标却从未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手段达到了“国富”使得我国日益从经济、政治、外交等多方面强大起来。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再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将会怎么样?历史无法如果，但未来可以在历史的如果中吸取经验，做出不一样的假设。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感想【篇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枪声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它，推翻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是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是它，开启了新中国的大门。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是要牢记历史所给我们的教育和启迪，深刻认识和领会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珍惜现在，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就要开启未来。
我自豪，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武昌首义爆发在我们的家乡湖北。历史证明，湖北是先进思想的源泉。历史上曾今说过“唯楚有才”，在这片荆楚大地上诞生了无数杰出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辈。辛亥革命是一次历史的变革，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而目前在湖北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必将推动湖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我们今后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富裕，更加美好。
我骄傲，我生活在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幸福生活之中。我的家乡房县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谷竹”、“十房”两条高速公路建设正在快速推进之中，“十宜”铁路即将动工建设，“竹房”城镇带建设如火如荼，新农村建设必将进一步缩小城乡距……我坚信，房县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我立志，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学习革命先辈爱国、革命的不断进取的优良品质，将这股炽热的爱国精神转化为刻苦学习、力争上游的强大精神动力，从小做起，从自己做起，使自己将来成为有用之才，为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感想【篇三】
110年前，在中国的大地上曾发生了一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这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彻底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给中国带来了近世文明，使新的民主共和思想广泛深入人心，其功绩和历史地位是永不磨灭的。这正如周恩来先生曾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做过一个中肯的客观评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正是经过辛亥革命的砸碎思想禁锢，浴血爱国精神，敢于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拉下马，把中国延续了2100多年的反动封建帝制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由此孕育了现代中国的新文化思想革命运动。
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扣响着民族奋进号角的主旋律。在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反抗腐朽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爱国者始终以民族独立、国家强盛为已任，或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是“投身为国，以义灭身”，其人其事留存青史，彪炳千秋。这种爱国之情、报国之志、捐国之躯，历经千百年的淬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不朽灵魂和优良传统。可以说如果没有110年前无数辛亥革命志士的抛头颅、洒热血，就不会孕育出中华民族觉醒的五四运动。回眸110年前辛亥期间，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感人事迹，让我们的心灵深感震撼和自励，辛亥精神不死，辛亥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历史的高耸丰碑之上。
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在孩童时代，大约在他9岁时的那一辛亥年，就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烈士悲壮牺牲后的血腥场面。沈从文先生在他的《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曾经回忆写道：“这一夜中城里城外发生的事情我全不清楚。等到我照常醒来时，只见全家中早已起身，各个人皆脸儿白白的，在那里悄悄的说些什么。我问‘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上千人!’正说着，高个儿叔父从外面回来了，满头是汗，结结巴巴的说：‘衙门从城边已经抬回了四百一十个人头，一大串耳朵，一十七架云梯，一些刀，一些别的东西。对河还杀得更多，烧了七处房子，现在还不许人上城去看……’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从城边取回的几架云梯，全用新毛竹作成(就是把一些新从山中砍来的竹子，横横的贯了许多木棍)，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我随后又发现了那一串耳朵，那么一串东西，一生真再也不容易见到过的古怪东西!现在却有那么一大堆血淋淋的从人颈脖上砍下的东西，革命算了，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正是那些众多被砍头颅、被割耳朵的辛亥革命先驱者的流血牺牲，才激愤了后来者们的前赴后继、继往开来、英勇斗争。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第八年，中国的大地上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文化运动，在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从思想、道德和文化方面对封建主义进行深刻批判，从而揭开了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五四运动也成为传承辛亥革命精神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次革命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同志曾在《五四运动》一文中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个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把“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确定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称之为比其同一时代稍早的资产阶段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最显著特点。就是20世纪初的中国，通过一系列的从“辛亥精神──五四精神”的传承与接力，使当时的新民启蒙、新民教育、新民觉悟、新民革命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从而使得整个混朽中华“老大帝国”逐渐开始脱胎换骨，变得“少年进步了”。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感想【篇四】
大凡现代中国的读书人都读过著名辛亥革命烈士林觉民所撰写的《别妻书》，尤其是那一段感人肺腑的永别话语：“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110年来这段100余字的决别留言，曾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无数正直的中国人。
林觉民(1886─1911)，字意洞，号抖飞，福建闽侯县(今福州市)人。他在1911年得同盟会通知，从日本回国约集福建同志参加起义，在袭击总督衙门之役中不幸中弹被捕。在审讯中，林觉民慷慨陈辞，宣传建立共和的革命主张，痛斥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临刑谈笑自若，从容就义，年仅二十五岁。与林觉民一样的辛亥志士给我们后人们所留下的珍贵遗言还有许多许多，比如辛亥革命烈士方声洞在《诀别书》中劝慰他的父亲，要以“国事为心”，不必为儿子的死过分难过。他说：“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方声洞烈士这番劝慰父亲的话，代表了千百万为国捐躯烈士的心声，他们赴死殉国时，都是以这种大义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支柱的。再比如以“革命军中马前卒”为笔名的邹容烈士，在其所著二万余字的《革命军》一文中，深刻揭露清王朝专制统治，阐述民主革命主张，热情讴歌革命，他说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顺乎天而应乎人”。他强调指出：“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统治者，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在《革命军》一文中还最早明确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并于20岁时牺牲在狱中。1912年辛亥革命后，追认邹容为革命“大将军”称号。还有同样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在被捕后，虽备受酷刑折磨而坚贞不屈，她写下《绝命书》说：“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之后，她大义凛然地赴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孙中山先生亲自为秋瑾烈士书写了巨幅挽幛，以沉痛悼念这位辛亥革命的巾帼英雄。更有辛亥烈士李德山和陈更新在临刑就义前分别大声说：“大丈夫为国捐躯，分内事也”;“杀身成仁，古有明训，请速死我!”正是由无数象林觉民、方声洞、邹容、秋瑾、李德山、陈更新这样众多的辛亥革命热血志士前赴后继、英勇献身，才换来了整个中华民族跨入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
孙中山先生对辛亥年的黄花岗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1921年12月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孙中山先生沉痛悼念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队伍役并寿。”鲁迅先生也特别撰写了一篇题为《黄花节的杂感》一文，后收入《而已集》。他说：“这次起义虽然失败〔注：特指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3月29日)的广州起义〕，但当年十月就是武昌起义，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前驱”。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的统治，但由于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浴血精神，雄健了“少年中国”的刚健之心，并且使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此时“新民启蒙与少年中国”的民族觉醒已经到来，所以讲辛亥革命为中国后期革命运动开辟了一个“新民启蒙、新民觉醒、新民教育”的先河。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感想【篇五】
近代中国大地呈现列强割据、满目疮痍的悲惨局面，这犹如梁启超先生在其作著的《变法通议》中所描述：“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这段著名文字记载所谓的“老大帝国、今渐澌灭”的状况。梁公身在其中，目睹清廷垂朽，列强分割，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而义愤填膺，大声疾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以后同样的感叹声音又发自李大钊、鲁迅、钱玄同、林语堂等人，林语堂在他撰写的《中国的国民性》文章的开场白中，就说了一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服气的屁话：“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实际上林语堂说了一句不是“唱诺、磕头、请安”的大实话。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过那么漫长而沉重的因袭重负，几千年来，中国人从幼年时起，头脑就不断被灌输着“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并且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当时的中国人在这种制度下，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所谓的等级“名分”，不允许有丝毫逾越。所以讲中国要从如此沉重的精神束缚中摆脱出来，如果没有辛亥前期的新民启蒙教育，没有辛亥志士的浴血捐躯，中华民族要从封建镣铐中获得自身解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的“新民”两字，是取古书《大学》上“在新民”，及古籍《汤诰》上“作新民”的意思。在新民启蒙时期，梁启超曾自称为“新民子”他积极倡导“新民之道”，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当时梁启超就曾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写了许多时论文章，他说：“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造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当时的新民早期教育启蒙开智了国人被“三纲五常”所禁锢的腐朽思想观念，为此我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开始。
当时的改革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戊戌六君子”为国殉难，他们不怕死的浴血精神，教育并感召了后继的革命者们，这六位革命先驱者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惨遭杀害。梁启超先生在他撰写的《谭嗣同传》一文中，记载了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些情境，“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后来通过了辛亥浴血的前赴后继、捐躯奋战，中华民族才逐渐从觉醒迈向觉悟，而中华民族真正觉悟的标志却是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真是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运动才使得老朽衰败的中国，犹如老树逢春一下子变得青春少年了。当时，“五四”诗人康白情先生乘船离开上海时(注：康白情先生曾参加过“少年中国会”)，就曾深情吟诵了一首《别少年中国》的诗句：“黄浦江啊!你底水流得好急呵!慢流一点儿不好么?我要回看我底少年中国呵!……酬我青春泪，对你们辞行：我的少年中国呀!愿我五六年后回来，你更成我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底兄弟姐妹们呀!愿我五六年后回来，你们更成我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底妈呀!我底婆呀!愿把我青春的泪，染你们底白发，愿我五六年后回来，摩挲你们青春的发呵!”在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中，我们仿佛看见了当时一缕振兴中华的“少年中国”金色朝霞，已经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感想【篇六】
近代中国社会经过新民启蒙思想的传播，从严复的《天演论》到孙中山的“大同思想”逐渐开始深入人心。严复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于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赴水师“建威”舰实习。光绪二年(1876年)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同期赴英的同学中，包括后来在甲午海战中的将领刘步蟾、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等十数人。严复学成归国第二年(1880年)，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水师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任总办(校长)，后来还曾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这对严复产生了很深的刺激。当时他在自己写的一篇题为《救亡决论》一文中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要‘变法’必须取西方知识的精华，拿来促我。”于是他着力翻译西方新思想、新知识的著作，其中英国学者赫胥黎所著的《天演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书籍。赫胥黎的《天演论》原书共计五篇论文，而严复所译仅仅是其中两篇，但就是这短短的两篇文章，给当时以及后来数十年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世界观。梁启超读后称之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后来鲁迅的许多文章中也闪烁着《天演论》的思想。早年的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也对严复的翻译著作花过很大一番苦读功夫，后来毛泽东曾经说过人们很熟悉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以及“人定胜天”的思想，我们在《天演论》里，都能找到相近的言辞，如：“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方之五洲，与夫前古各国，最多故耳。以已事测将来，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在中国新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1949年之际，毛泽东发表了他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著名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自从一八四Ο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尤其是自严复和孙中山对中国走向开明共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严复自1898年译出赫胥黎《天演论》之后，至1914年又译出耶方斯的《名学浅说》、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为《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今译为《社会学原理》)、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今译为《论自由》)、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为《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密克的《支那教案论》和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等十部名著。正是通过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使得当时许多中国旧知识分子感悟到严复所译《论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和新氛围，知晓了“社会之好恶，抑社会强有力者之好恶”，“夫弱肉强食，一群之内，民之所患无穷，不得已奉一最强者，以压无穷之猛鸷。不幸是最强者，时乃自啄其群，为虐无异所驱之残贼，则长嘴锯牙，为其民所大畏者，固其所耳。故古者爱国之民，常以限制君权，使施于其群者，不得恣所欲为为祈向。其君所守之权限，其民所享之自由也。”严复通过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如此精辟的论述，启蒙教育了古老帝国四万万“留辫臣民”，让臣民摆脱其精神束缚，自觉走“革”封建帝国之命，从而让自己获得“新民再生”的光明前途。
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成为了新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个大同世界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和谐社会，孙中山先生曾经把大同社会称之为“新共产时代”，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有共用”，到了这种地步，一切都以“天下为公”了，对此列宁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也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时，李大钊先生也特地为他撰写了一幅212字的长句挽联，上联为：“广东是现代史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孵育萌兴于斯。先生挺生其间，砥立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陶新涤旧，揭民族大义，屹然再造乾坤。四十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红血红旌，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诚为人间留正气”。下联为：“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而来。吾党适丁其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振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秉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厥成大业慰英灵”。这幅长联歌颂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丰功伟绩，表达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向前的继续革命的英勇精神。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感想【篇七】
137年前(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先生怀抱救国大志，联络了20多位关心祖国命运的华侨人士，在檀香山的火奴鲁鲁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秘密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成立宣言，该宣言中明确提出民族危机严重，号召爱国志士团结奋斗，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也有一段简短而撼人心灵的疾言：“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就是这句著名的“振兴中华”口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们前赴后继，继往开来。在这跨越了两个世纪的传承接力中，“新民教育”始终成为这个攸关“振兴中华”之举措的重要法宝，它历经我国数代先贤哲人的薪火相传，激励奋进，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如前所述龚自珍、梁启超等人开了“新民教育”的先河，梁启超在其所著的《释新民之义》一文中说道：“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
1895年10月26日(夏历九月九日)，孙中山和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人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起义之前已被清政府广督谭钟麟知晓，起义失败，陆皓东、程奎光等数十余人被捕被杀。这次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通缉抓捕孙中山等多位革命党人，从此孙中山剪发改装，流亡海外16年。孙中山在海外流亡期间，仍在伦敦的《双周论坛》上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等文章，深刻揭露清王朝的黑暗腐败，他提出：“要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地道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府”。为了加强革命宣传工作，1899年，他又派陈少白去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在革命思想的感召之下。当时的中国逐渐出现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在上海、东京和香港，以及南洋、美洲等地，创办了120多种报刊，出版了大量的小册子宣传革命。最早的是1901年创办于日本的《开智录》、《国民报》等。在国内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中，涌现出许多宣传家，最著名的是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章炳麟在1903年6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起国内轰动。他还在上海的《苏报》上著文，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称该文“为义师先声”，备加推崇。邹容在上海《苏报》案章炳麟被捕入狱后，勇于挺身投案，死于大牢之中。陈天华积极参与编辑《游学译编》、《新湖南》等革命书刊，大力宣传民族革命。在他所写的大量反清反帝文章中，以《猛回头》、《警世钟》影响最大，他以炽热的感情、犀利的文笔和通俗透辟的道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阐明民主革命的道理，指出清政府已经是“洋人的朝廷”，号召用革命手段推翻这个政府。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慷慨陈词：“吾今欲结两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欢呼。无量愿力，请以此报创。吾愿与同胞共勉之!”在革命思想的鼓动下，各地又象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许多群众性的教育学会，如江苏的励志学会、知耻学社、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华阳阅书报社、公德社，上海的锐峻学社(注：该学社是由秋瑾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祥庆里一幢旧石库门民宅里创办，并出版发行了《中国女报》等革命刊物)、旅沪福建学生会，福建的益闻社、文明社，江西的易知社、自强学会，安徽的爱国会、岳王会，广东的群知社，贵州的自治学社，云南的誓死会等。
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教育运动，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7月1日，李大钊和王光祈发起组建“少年中国会”，以及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建的“新民学会”等，都是为了传播辛亥变革的新思想，唤起民众觉醒的“新民教育”活动。笔者从许多史料中还发现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建“新民学会”，是深受了“少年中国会”和《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和《晨钟报》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早先毛泽东和恽代英等多位中共领导人，在他们还未入党之前(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诞生)，都加入过“少年中国会”，他们都是“少年中国会”的骨干成员。毛泽东等许多中共领导人也正是在这个“少年中国会”中，开始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当时毛泽东已能背诵“少年中国会”创始人李大钊撰写的《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可见“少年中国”的新民教育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具有极其重要“开民智、兴民权”思想教育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