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三篇

　　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运用他独到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这些熟悉并精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在不觉中颠倒了乾坤。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书笔记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在高中的时候，就听老师讲到过在德国，有过两位伟大的马克思，第一个是我们熟知的《资本论》的作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而另一位则是当代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哲学家——马克思·韦伯。卡尔·马克思侧重经济基础，而马克思·韦伯则强调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的作用。在一次偶然中，我无意中在图书馆看到了马克思·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对宗教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微妙关系感到好奇，于是便借阅了此书，进行一番阅读。

　　此次阅读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韦伯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集》中的第一部，其后还有关于中国宗教(儒家与道家)、印度宗教以及古代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相关专著。韦伯的这一比较系列专著试图通过比较阐明：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那么，第一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一作用又是怎么产生的呢?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又是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呢?

　　在韦伯收集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西方各个国家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可以发现：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这其中与宗教到底有什么关系?根据我对西方宗教文化的了解和印象，我一开始简单地认为这必然是和天主教主张专修来世而禁欲苦行，而新教徒则专注于世俗的经济生活，热衷于物质享受有关。其实不然，韦伯的研究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他告诉我们，这是宗教改革下的新教宗教品性使其然。即如孟德斯鸠在《法意》中所说的，“英国人在世上所有民族中去得了三项最长足的进展，即虔诚、贸易和自由”，这在韦伯的观点来看，就是贸易的优势和自由政治制度的顺应与人们对宗教的虔敬连为一体。

　　在这里，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不能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某种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知道是宗教改革的产物，韦伯所讨论的仅仅是宗教力量是否和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质的形成及其在全世界的量的传播。

　　在本书中，韦伯讨论研究了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和浸礼宗诸派等新教，我从其比较中得知：新教教派反对占有财富以及由此招致的放纵和懈怠，其看到了其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以此伦理观念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带有资本主义精神的职业观：唯有劳作而非悠闲享乐方可增益上帝的荣耀，虚掷时光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正是此种新教的伦理道德、职业观促使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和传播，加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对比于中西两方方，在韦伯的论著中还有关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的研究，这是我所正想要透过西方的视角了解中国儒家和道家的机会，因此，此书读完了，有时间我会拾起韦伯的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著。

　　用一周中的零星时间略读了一遍本书，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对这本在全球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进行总结，实在力有不逮。姑且先留下一篇粗略的读书笔记，立此存照，待精读后再对照理解，重新写一篇读书笔记。

　　本书中韦伯论证的核心观点是：“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基于这一论点，几个问题自然是必须厘清的，于是形成了本书的基本框架。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问题：着重诠释了三点：一是宗教信仰与社会阶层的关系，二是资本主义的精神 ，三是路德的职业观;第二部分，以前面内容为基础，作者剖析了深入入世禁欲的宗教基础，最后阐释了禁欲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关于整本书逻辑的推演，在精读的读书笔记中再予以分析，下面仅仅概括略读中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几点 。

　　一、天主教派与新教的区别

　　二者的区别，此前在不少的书籍中有所了解，但韦伯的诠释是其中比较有趣而易于理解的。他首先引用了一句俗谚：“要不吃得好，要不就睡的稳”，进而指出：在这个事例中，基督新教徒偏爱吃好，而天主教徒宁愿睡稳。 这个浅显的比喻虽然不足以涵盖二者的全部区别，但却能够生动的描摹出天主教徒不关心世俗实务、清心寡欲的状态和新教徒对世俗工作的高度热情。而一项调查也佐证了韦伯的这一观点，在欧洲各国，一般天主教徒的子弟都喜好选择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来学习，在社会上也从事的多是收入不高的人文方面的职业，收入不高，赚钱的欲望也淡漠。而新教徒子弟都倾向于学习经济、金融、理工科、医学等等，在社会上从事的职业也多是收益较高的职业，赚钱欲望旺盛。

　　二、“足够”与“更多”

　　韦伯认为，在传统主义下，人们并非天生就想要赚的越多越好，而是只想单纯的过活。只要赚到足以应付这样的生活就好。显而易见，在这种状态下，要促使劳动者做更多的工作，只有减少劳动者单位劳动所获得的薪资。然而，这种低薪资势必导致劳动效能下滑。既然如此，如何断除人们期待最悠闲不费力而能赚到同等薪资的想法，而将劳动当做绝对的目的本身，显得尤为重要，相应的理论体系随之应运而生。正如桑巴特所言：区分需求满足于营利，是左右经济史走向的两大主轴。前者致力于个人的需求大小，只需要“足够”即可，而后者则跨越需求的门槛而致力于追求利得和获利的可能性，永远考虑的是“更多”。有了韦伯的这一论述，回想下富兰克林、李嘉诚、王永庆等拥有权势或巨额财富却生活相对简朴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

　　三、从路德到加尔文

　　尽管“职业”一词并非路德所创， 但与当代职业意涵类似的词汇则是由路德创造的。路德将职业定义为将世俗职业里的义务履行，评价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这是承认世俗日常劳动具有宗教意义的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将俗世职业生活赋予如此的道德意义，这是宗教改革，尤其是路德影响深远的一大成就。

　　比路德走的更远的是加尔文，这位在我们读书会通读的700多页的《西方哲学史》中几乎没有涉及的人物，在韦伯眼中，却是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物。这一论证的推理较为复杂，个人觉得目前对其剖析比较清楚的是一位豆瓣书友的总结： 宗教改革—职业观念/预定论—禁欲主义—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抛却过程不论，单是从超越现实世界当中的宗教中能够推出以创造财富为己任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这一看似相当具有违和感却能自圆其说的体系确实有其精妙之处，由此，不由得联想到去年讨论程朱理学时，对朱熹构建“理气二元论”的探讨。二者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人们尽可以对其不去探究宇宙人生的真相，而去构建一个子虚乌有的体系而服务于某种政治经济目的表示不屑，但却难以不为他们精妙的思维而折服。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冯导说的那句话：“生活是一种修行”，也许，这一理念正代表了不少当下的中国对生活尚有所反思者的真实心态。只可惜，话语虽然很酷，却往往被人们用作声色犬马的借口。而反观加尔文构建的体系，从宗教中推出发展经济的意涵，尽管未必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真实解释，但至少作为一种方法论，显得更为系统而有效，西方社会能在出世与入世、宗教与世俗之间达成若干平衡，维持数百年的盛世，与这一思想或许确有干系。

　　这学期的读书计划，我读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文明世界的著作，虽然初读有些晦涩难懂，但是深入其中让我觉得收获颇多。尤其是作者表现的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如反复强调书中所研究问叙的范围和界限;如多处强调概念的最终完善形式，不能在考察的开端而必须是在考察之后的研究原则;如撰写了篇幅等同正文的注释等)为后世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典范。马克斯•韦伯，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学术界一致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他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他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出停滞之势?

　　韦伯作为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其所有研究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 为了 考察这一问题，韦伯的社会学的核心部分之一是宗教社会学，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而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首先就是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著作开始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

　　本书所思考的中心问题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仅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作为一种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究竟应归结于怎样的一些环境?以往人们仅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方式，因而仅以经济发展的角度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更具有其内在的精神特性和精神内涵。 由此，韦伯着重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新教伦理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新教伦理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精神和心理基质是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不可少的内容和动力因素。

　　他讲的新教主要是指加尔文教，与被视为“旧教”的天主教相对，其新教伦理主要是讲加尔文教的伦理。加尔文教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其认为光凭信仰还不行，还要有善功，这个善功不是中世纪天主教的善功，不是购买恕罪券，或者是参加十字军东征、捐献财产给教会，而是你勤勤恳恳的劳动、发财致富，这就是善功。他认为上帝派你到世界上来，是让你创造这个世界的财富，把这个世界建设成人间天国，你把这个世界建设的越好，越说明你忠实的履行了上帝派来的职责。但是要记住，你创造财富不是为了个人的消费，不是为了个人的挥霍，而是增加人间的荣耀。这个观点影响了很多人，加尔文教在新教主流三大教派中世界影响最大的，尤其影响了美国，美国的主流精神就是加尔文教的清教精神，清教徒就是加尔文教的一支。

　　他们认为创造了越多的财富，而且越是俭朴的对待你所创造的财富，就越有资格认定自己是被上帝拯救的人，这一种观点恰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种观点恰恰无形中客观鼓励了资产阶级的竞争。在竞争中胜利的、成功的、扩大财富、获得财富的人最有资格认为自己是被上帝所拯救的，他的意义用我们的话来说，就在于使世俗的劳动获得了神圣的意义，获得了宗教的意义。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加尔文这一套观念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合理性的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需要合理性根据，现在加尔文教提供给你，告诉你拼命的发财、拼命的创造，恰恰说明你被上帝所拯救，反过来你游手好闲、坐吃山空、挥霍浪费，恰恰说明你可能是被上帝所抛弃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经成为现代经典作品，它为人们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新教伦理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和立论视角，引起了社会学、宗教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并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学科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启示人们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又必然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渊源。

　　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运用他独到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这些熟悉并精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在不觉中颠倒了乾坤。与马克思的切入点不同，韦伯关注的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改变对人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具体来说是信奉新教的地区普遍性地出现了资本主义合理化的趋势，并促进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然而他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简单地下了定论：新教伦理(或宗教改革)并非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决定因素。关于这一点，既使在韦伯的反对者那里，批判的声音也显得分外无力：在加尔文宗教改革之前，合理化已经出现在基督教文明当中，阿隆认为，韦伯在这一点上也十分清楚：“他不否认解释的多样性，但强调解释的完整性。”另外，我们也应注意到作者片面地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等同于经济唯物论是很明显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的最终根源应从时代的经济条件中寻找，不应仅仅停留于时代的宗教这类意识形态上。正如韦伯本人也意识到的，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伦理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怎样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缺少了这方面的探究难免会陷入对文化和历史仅作片面的唯心论的因果解释。此外，韦伯把对历史和文化的唯物论解释视作一种片面性的解释，也是我们必须予以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