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教育的故事

　　子女教育是作为父母的一大难题，但不管有多难，父母都在摸索着，学习着，成长着。因为子女教育的问题，会是孩子在成长中学到的第一课。因此小编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子女教育的故事的优秀例文，以供各位参考。

　　子女教育的故事篇1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年美国前400位富豪排行榜，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以660亿美元的资产第19次蝉联美国首富桂冠。

　　有人们问盖茨，给予四名子女每人1千万元，是否你已忘记金钱的价值。

　　盖茨说，我不想给予子女过多金钱，因为我希望让他们“自由选择”想做的事。“我认为小孩于成长中应了解须以自己的能力找工作，不应挥霍或得到全部所需金钱”。 盖茨强调“我觉得拥有大笔财富对孩子而言是弊多于利，尤其是他们会受到朋辈影响”。

　　4个孩子每人1千万元，一共4千万元。占不到盖茨660亿资产的千分之一。也远远小于他的慈善捐款。

　　盖茨很爱自己的子女，但是他“不想给予子女过多金钱”，而是希望他们能够自立，“以自己的能力找工作”。这种爱，是积极的，意义深远的，是一个教育“富二代”的良好范例。

　　“大笔财富对孩子而言是弊多于利”，这样的教训已经很多，可是富裕的悲剧现在仍然在继续着。

　　子女教育的故事篇2

　　胡耀邦有三男一女，即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幼女李恒(满妹)。

　　胡耀邦是那样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对子女的教育，不仅仅是个人的家事，而且影响到子女同代人的思想倾向，并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因此，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认真对待子女的教育和管理，为全党干部树立起一个光辉的榜样。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下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事。直到胡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的，全都是普通农民。

　　1977年初，中共湖南省委的两位干部赴京出差，省委领导张平化委托他们顺便去看望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胡耀邦。胡耀邦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一天，胡耀邦在家里热情接待湖南的客人。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胡耀邦的儿媳妇进来说，小孙子发高烧，想用爷爷的专车送去医院看病。胡耀邦不答应，他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接我上下班和开会用的，家里私事不能动用。儿媳低头离去。

　　过了一会儿，老伴又来说情，胡耀邦仍不给面子。他说，外面有公交车可以乘，不然，你拿点钱出来，坐出租车去。

　　湖南客人看此情景，对胡耀邦如此公私分明，肃然起敬。胡耀邦的秘书说，胡耀邦从来就这样廉洁奉公，有次他的儿媳身体不适，上班又顺路，要搭他一段便车，他都不肯，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

　　“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

　　1952年，胡耀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全家人特别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女儿起名满妹。按理说，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备受宠爱。然而，胡家兄妹从小就是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满妹也不例外。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满妹当时正在上小学，也吃不饱饭。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最让人激动的事就是能吃到东西。”只有挨过饿的人，才能有这样刻骨铭心的感受。

　　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也定下了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

　　胡家三个儿子平时都住校，只有满妹一人是走读，在家里吃饭。炊事员老张自己有五个儿子，可一个女孩都没有，特别疼她。每当有客人来打“秋风”时，总是偷偷留下一点好吃的，给满妹回来吃。

　　那时走读，中午要带一顿饭在学校吃。有一次，老张给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问：

　　“你给满妹带米饭了?”

　　老张不回答。

　　“不是规定一天只有一顿细粮吗?你怎么给她吃两顿呢?”胡耀邦接着说。

　　老张涨红了脸，强辩着：“谁说的，谁说的?没有的事儿!”

　　出了门，他自言自语地嘟嚷，“家里就她一个，人小又吃不了多少。同学们都带细粮吃，咱们家老带粗粮，怎么好意思!”

　　在满妹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据满妹回忆：直到十二三岁时，她身上还没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两套可以换洗着穿。记得有一件紫红底带白点的灯芯绒上衣，一穿就穿了好多年;短了，外婆就给她在袖口、下摆上接出一截又一截的黑色灯芯绒，穿了再穿。

　　一次，一位中央领导的女儿到家里作客。该女孩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高挑飘逸，亭亭玉立。可是那天，满妹只有那件镶着一圈圈黑灯芯绒的旧衣服可穿。相形见绌，她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衣着的寒酸。

　　陪他们吃完饭，满妹请求母亲给她买一件新衣服，以便有些场合好穿。结果衣服没给买，却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时至今日，满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段俭朴的岁月。满妹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那种勤俭中，我体会出父母生活的达观洒脱，对自己家人的严格要求，还有对别人的大方慷慨。

　　胡耀邦配有公车，但胡家兄妹从没搭过父亲的便车。胡德华读书的育英学校在西郊，而家在市中心，若从万寿路坐公共汽车回家要两毛钱，但走两站路到公主坟上车，可以省五分钱，而走到木樨地再坐无轨电车，只要七分钱。为了节省一毛几分钱，年仅十来岁的胡德华，常常背着书包吭哧吭哧地从学校一直走到木樨地，用多次节省下来的车钱，买无线电元件。

　　有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满妹想跟车出去玩，被胡耀邦知道了，很生气，批评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革命还要继续，不然的话有人就要革我们的命。

　　1966年，“文革”开始了，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满妹的母亲境况更惨，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的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就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后来，满妹每当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便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大家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在满妹的印象中，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一次家庭会;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跟他们谈话。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

　　看到一些朋友相继出国留学或进修，学个专业，拿个学位，满妹也动心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一直戴在头上的那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掉。当时，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找到满妹，问她：“愿意到日本进修吗?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费用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要几年就几年。”

　　满妹考虑了很久。可想到那次家庭会和父亲多年的要求，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胡耀邦在任职期间，胡家兄妹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都自觉做到“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胡耀邦说过：“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注意维护总书记的形象和党的声誉，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亲属谋取过任何的利益。

　　1981年，胡耀邦的侄儿胡德资(其胞兄胡耀福的二儿子)，经县里的一个领导帮忙，在岳阳轻化公司安排了工作。按常理，侄子安排了工作，是件好事。尽管不太符合原则、程序，只要自己装作不知道也就过去了。但胡耀邦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绝不允许家人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半点私利，马上责令那个县里的领导将侄子退回农村。

　　这事刚过了几天，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儿子工作的事。

　　一见面，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你在下面开后门!”

　　胡耀福被说得一头雾水。

　　胡耀邦怒气未消，继续斥责说:“谁这样搞，我就开除谁的党籍!”

　　胡耀福渐渐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大叫冤枉，发起脾气来:“耀邦，你这个人忘恩负义!你在北京当总书记，我在家里当农民。要是在过去，我就是皇亲国戚。但是现在，我在家里当农民，日子不宽裕，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难道我的儿子就不能当工人了?”

　　结果，两人互不相让，大吵一通，不欢而散。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能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下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事。直到胡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的，全都是普通农民。

　　这些小事，当时并没有见诸媒体，但却不胫而走，广为传颂。

　　胡耀福老人病逝之后，浏阳有人送来一副挽联:

　　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

　　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

　　上世纪80年代初，浏阳县委托胡耀福到北京找胡耀邦给家乡批点化肥。其实，为家乡办点实事、解决点实际困难，是许多领导干部津津乐道的事儿。家乡需要化肥，县里领导派哥哥来说情，当时只要自己不反对、不表态，手下的人也就给办了。但是，胡耀邦态度非常鲜明，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甚至不惜与哥哥闹翻脸。他嚷道：

　　“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

　　胡耀福听后，也急了，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是老区人民要我来的，又不是为我自己!要是我的事，绝不来找你。”

　　胡耀邦仍坚持说：“那也不行!”

　　胡耀福一气之下走了。

　　后来，胡耀邦经常对希望他在家乡建设上给予帮助的乡亲们说：“革命老区搞建设，应该支持。但是应该按程序报告上级有关部门，不能找我。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然而，忠厚淳朴的浏阳人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1988年冬天，胡耀邦在长沙休息。浏阳县委的几个同志来看望他，谈到家乡一些地方还不富裕时，胡耀邦心里很不安，表示未能替家乡人民办点实事，常感歉疚。

　　浏阳的同志诚恳地宽慰他说：“你是中国的总书记，心里想的是10亿人，浏阳130万人是包括在内的。”

　　客人们走后，胡耀邦还在想着他们的话，感慨地对妻子说：“家乡的人民这么理解我，令我十分感动。”

　　子女教育的故事篇3

　　叶圣陶先生很重视教育儿女。只关系儿女个人的事，他总是给他们以极大的自主权;一旦涉及子女和他人之间关系的事，则一定要管。他反复告诫儿女们，使他们懂得：我是生活在人们中间的，在我以外，更有他人，要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譬如，他让儿子递给他一支笔，儿子随手递过去，不想把笔头交在了父亲手里。父亲就对儿子说：“递一样东西给人家，要想着人家接到了手方便不方便。你把笔头递过去，人家还要把它倒转来，倘若没有笔帽，还要弄人家一手墨水.刀剪一类物品更是这样，决不可以拿刀口刀尖对着人家。又如，冬天，儿子走出屋子没把门带上，父亲就在背后：“怕把尾巴夹着了吗?”次数一多，不必再用这么长的句子，父亲只喊：“尾巴，尾巴!”就这样，渐渐养成了儿子冷天进出随手关门的习惯。另外，父亲还告诫儿女开关房门要想到屋里还有别人，不可以“砰”的一声把门推开或带上，要轻轻地开关。抗战期间，叶老写了一篇《两种习惯养成不得》(现收在初中语文第五册中)。文章分析了“不养成什么习惯”和“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的危害性，指出“谁要立足在今后的世界上，谁就得深切记住，不要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

　　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在小学时成绩不好，还留过三次级。后来，经过努力，叶至善考入一所以学风严格、学生成绩优异而闻名的省立中学。他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又因为有四门功课不及格要留级。刚进中学就留级，叶至善非常难过，面对那些不及格的成绩单，他难过得哭了。

　　叶至善的母亲很关心他的学习，她看到叶至善的成绩单上分数那么低，常常唠叨个没完，说孩子不争气，没出息......

　　叶圣陶却什么也不说，他认为一门功课学得好不好，主要是看能否学以致用，以达到终生受益，这不是单凭考试成绩能衡量出来的。他知道儿子不愿意死记硬背，特别是国文和英语，考试要默写整段甚至整篇课文，考试不及格情有可原。从和儿子的对话中，他感到儿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弱，知识面也不窄。因此，他并不责备孩子，只是说，不要哭，换个学校吧。于是他让叶至善进了一所私立中学。这所学校和省立中学完全不同，不用整天做习题和作业，有足够的时间看课外书籍、唱歌、吹口琴。叶至善有了明显的转变，对学习感兴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