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教育的故事

| 小龙

  子女教育是作为父母的一大难题,但不管有多难,父母都在摸索着,学习着,成长着。因为子女教育的问题,会是孩子在成长中学到的第一课。因此小编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子女教育的故事的优秀例文,以供各位参考。

  子女教育的故事篇1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年美国前400位富豪排行榜,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以660亿美元的资产第19次蝉联美国首富桂冠。

  有人们问盖茨,给予四名子女每人1千万元,是否你已忘记金钱的价值。

  盖茨说,我不想给予子女过多金钱,因为我希望让他们“自由选择”想做的事。“我认为小孩于成长中应了解须以自己的能力找工作,不应挥霍或得到全部所需金钱”。 盖茨强调“我觉得拥有大笔财富对孩子而言是弊多于利,尤其是他们会受到朋辈影响”。

  4个孩子每人1千万元,一共4千万元。占不到盖茨660亿资产的千分之一。也远远小于他的慈善捐款。

  盖茨很爱自己的子女,但是他“不想给予子女过多金钱”,而是希望他们能够自立,“以自己的能力找工作”。这种爱,是积极的,意义深远的,是一个教育“富二代”的良好范例。

  “大笔财富对孩子而言是弊多于利”,这样的教训已经很多,可是富裕的悲剧现在仍然在继续着。

  子女教育的故事篇2

  胡耀邦有三男一女,即长子胡德平、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幼女李恒(满妹)。

  胡耀邦是那样深沉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对子女的教育,不仅仅是个人的家事,而且影响到子女同代人的思想倾向,并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因此,他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认真对待子女的教育和管理,为全党干部树立起一个光辉的榜样。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下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事。直到胡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的,全都是普通农民。

  1977年初,中共湖南省委的两位干部赴京出差,省委领导张平化委托他们顺便去看望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友胡耀邦。胡耀邦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一天,胡耀邦在家里热情接待湖南的客人。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胡耀邦的儿媳妇进来说,小孙子发高烧,想用爷爷的专车送去医院看病。胡耀邦不答应,他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接我上下班和开会用的,家里私事不能动用。儿媳低头离去。

  过了一会儿,老伴又来说情,胡耀邦仍不给面子。他说,外面有公交车可以乘,不然,你拿点钱出来,坐出租车去。

  湖南客人看此情景,对胡耀邦如此公私分明,肃然起敬。胡耀邦的秘书说,胡耀邦从来就这样廉洁奉公,有次他的儿媳身体不适,上班又顺路,要搭他一段便车,他都不肯,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

  “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

  1952年,胡耀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全家人特别高兴,孩子的外婆说,已经有了三个孙儿,这回又有了孙女,应该满足了,就给刚刚降临人世的女儿起名满妹。按理说,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肯定备受宠爱。然而,胡家兄妹从小就是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满妹也不例外。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定量都很低,副食品更缺乏,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满妹当时正在上小学,也吃不饱饭。她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最让人激动的事就是能吃到东西。”只有挨过饿的人,才能有这样刻骨铭心的感受。

  胡耀邦是中央委员,按规定有补助;但他给家里人也定下了规矩:“全家每人每天都要吃两顿粗粮,不许吃补助和细粮,因为那是特殊化。”

  胡家三个儿子平时都住校,只有满妹一人是走读,在家里吃饭。炊事员老张自己有五个儿子,可一个女孩都没有,特别疼她。每当有客人来打“秋风”时,总是偷偷留下一点好吃的,给满妹回来吃。

  那时走读,中午要带一顿饭在学校吃。有一次,老张给满妹带午饭时悄悄装了点米饭,不巧被人发现,告诉了胡耀邦。胡耀邦把老张叫来问:

  “你给满妹带米饭了?”

  老张不回答。

  “不是规定一天只有一顿细粮吗?你怎么给她吃两顿呢?”胡耀邦接着说。

  老张涨红了脸,强辩着:“谁说的,谁说的?没有的事儿!”

  出了门,他自言自语地嘟嚷,“家里就她一个,人小又吃不了多少。同学们都带细粮吃,咱们家老带粗粮,怎么好意思!”

  在满妹的记忆中,只有这一次,父亲过问了家里的柴米油盐。

  据满妹回忆:直到十二三岁时,她身上还没一件像样的衣服,只有两套可以换洗着穿。记得有一件紫红底带白点的灯芯绒上衣,一穿就穿了好多年;短了,外婆就给她在袖口、下摆上接出一截又一截的黑色灯芯绒,穿了再穿。

  一次,一位中央领导的女儿到家里作客。该女孩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高挑飘逸,亭亭玉立。可是那天,满妹只有那件镶着一圈圈黑灯芯绒的旧衣服可穿。相形见绌,她第一次发现了自己衣着的寒酸。

  陪他们吃完饭,满妹请求母亲给她买一件新衣服,以便有些场合好穿。结果衣服没给买,却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时至今日,满妹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段俭朴的岁月。满妹在回忆录中写道:正是在那种勤俭中,我体会出父母生活的达观洒脱,对自己家人的严格要求,还有对别人的大方慷慨。

  胡耀邦配有公车,但胡家兄妹从没搭过父亲的便车。胡德华读书的育英学校在西郊,而家在市中心,若从万寿路坐公共汽车回家要两毛钱,但走两站路到公主坟上车,可以省五分钱,而走到木樨地再坐无轨电车,只要七分钱。为了节省一毛几分钱,年仅十来岁的胡德华,常常背着书包吭哧吭哧地从学校一直走到木樨地,用多次节省下来的车钱,买无线电元件。

  有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满妹想跟车出去玩,被胡耀邦知道了,很生气,批评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享福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的革命还要继续,不然的话有人就要革我们的命。

  1966年,“文革”开始了,胡耀邦夫妇都受到冲击。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满妹的母亲境况更惨,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胡耀邦的几个子女成了“走资派”的后代,也跟着倒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就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

  可是,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把信撕得粉碎。打那以后,她再也没有指望能沾父亲的半点光。

  后来,满妹每当回忆起当年撕信的情景,总是满心愧疚。

  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便召集了家庭会议。他把在家的人都叫到小客厅,郑重地对大家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是不会讲情面的。”

  在满妹的印象中,这是他们家唯一的一次家庭会;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如此严肃地跟他们谈话。

  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正是社会上“出国热”、“经商热”高温灼人的时候。

  看到一些朋友相继出国留学或进修,学个专业,拿个学位,满妹也动心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一直戴在头上的那顶“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摘掉。当时,日本的一个学术团体找到满妹,问她:“愿意到日本进修吗?读个学位或者走走看看都没问题。费用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一个人来,也可以带着先生和孩子一起来。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你,要几年就几年。”

  满妹考虑了很久。可想到那次家庭会和父亲多年的要求,谢绝了对方的好意。

  胡耀邦在任职期间,胡家兄妹唯恐有损父亲的形象和影响党的声誉,都自觉做到“四不”:一不干政,二不要官,三不经商,四不出国,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胡耀邦说过:“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他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注意维护总书记的形象和党的声誉,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亲属谋取过任何的利益。

  1981年,胡耀邦的侄儿胡德资(其胞兄胡耀福的二儿子),经县里的一个领导帮忙,在岳阳轻化公司安排了工作。按常理,侄子安排了工作,是件好事。尽管不太符合原则、程序,只要自己装作不知道也就过去了。但胡耀邦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绝不允许家人利用自己的影响谋半点私利,马上责令那个县里的领导将侄子退回农村。

  这事刚过了几天,胡耀福到北京去看弟弟。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岳阳安排儿子工作的事。

  一见面,胡耀邦满脸怒气地对哥哥说:“你在下面开后门!”

  胡耀福被说得一头雾水。

  胡耀邦怒气未消,继续斥责说:“谁这样搞,我就开除谁的党籍!”

  胡耀福渐渐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大叫冤枉,发起脾气来:“耀邦,你这个人忘恩负义!你在北京当总书记,我在家里当农民。要是在过去,我就是皇亲国戚。但是现在,我在家里当农民,日子不宽裕,有人关心一下我家又怎么了?难道我的儿子就不能当工人了?”

  结果,两人互不相让,大吵一通,不欢而散。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能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中共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下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着他的招牌办事。直到胡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的,全都是普通农民。

  这些小事,当时并没有见诸媒体,但却不胫而走,广为传颂。

  胡耀福老人病逝之后,浏阳有人送来一副挽联:

  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

  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

  上世纪80年代初,浏阳县委托胡耀福到北京找胡耀邦给家乡批点化肥。其实,为家乡办点实事、解决点实际困难,是许多领导干部津津乐道的事儿。家乡需要化肥,县里领导派哥哥来说情,当时只要自己不反对、不表态,手下的人也就给办了。但是,胡耀邦态度非常鲜明,在原则问题上不退让,甚至不惜与哥哥闹翻脸。他嚷道:

  “谁找我走后门、批条子,就是把我看扁了!”

  胡耀福听后,也急了,站起来情绪激动地说:“是老区人民要我来的,又不是为我自己!要是我的事,绝不来找你。”

  胡耀邦仍坚持说:“那也不行!”

  胡耀福一气之下走了。

  后来,胡耀邦经常对希望他在家乡建设上给予帮助的乡亲们说:“革命老区搞建设,应该支持。但是应该按程序报告上级有关部门,不能找我。我不是家乡的总书记,不能为家乡谋特殊利益。在我这,要马列主义有,要特殊化没得。”

  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要职位上工作了整整六年,但他硬是没有给家乡人批过一张条子,没有给过家乡人一点特殊,也没有给过亲戚们一点照顾。然而,忠厚淳朴的浏阳人民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1988年冬天,胡耀邦在长沙休息。浏阳县委的几个同志来看望他,谈到家乡一些地方还不富裕时,胡耀邦心里很不安,表示未能替家乡人民办点实事,常感歉疚。

  浏阳的同志诚恳地宽慰他说:“你是中国的总书记,心里想的是10亿人,浏阳130万人是包括在内的。”

  客人们走后,胡耀邦还在想着他们的话,感慨地对妻子说:“家乡的人民这么理解我,令我十分感动。”

  子女教育的故事篇3

  叶圣陶先生很重视教育儿女。只关系儿女个人的事,他总是给他们以极大的自主权;一旦涉及子女和他人之间关系的事,则一定要管。他反复告诫儿女们,使他们懂得:我是生活在人们中间的,在我以外,更有他人,要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譬如,他让儿子递给他一支笔,儿子随手递过去,不想把笔头交在了父亲手里。父亲就对儿子说:“递一样东西给人家,要想着人家接到了手方便不方便。你把笔头递过去,人家还要把它倒转来,倘若没有笔帽,还要弄人家一手墨水.刀剪一类物品更是这样,决不可以拿刀口刀尖对着人家。又如,冬天,儿子走出屋子没把门带上,父亲就在背后:“怕把尾巴夹着了吗?”次数一多,不必再用这么长的句子,父亲只喊:“尾巴,尾巴!”就这样,渐渐养成了儿子冷天进出随手关门的习惯。另外,父亲还告诫儿女开关房门要想到屋里还有别人,不可以“砰”的一声把门推开或带上,要轻轻地开关。抗战期间,叶老写了一篇《两种习惯养成不得》(现收在初中语文第五册中)。文章分析了“不养成什么习惯”和“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的危害性,指出“谁要立足在今后的世界上,谁就得深切记住,不要养成妨害他人的习惯。”

  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在小学时成绩不好,还留过三次级。后来,经过努力,叶至善考入一所以学风严格、学生成绩优异而闻名的省立中学。他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又因为有四门功课不及格要留级。刚进中学就留级,叶至善非常难过,面对那些不及格的成绩单,他难过得哭了。

  叶至善的母亲很关心他的学习,她看到叶至善的成绩单上分数那么低,常常唠叨个没完,说孩子不争气,没出息......

  叶圣陶却什么也不说,他认为一门功课学得好不好,主要是看能否学以致用,以达到终生受益,这不是单凭考试成绩能衡量出来的。他知道儿子不愿意死记硬背,特别是国文和英语,考试要默写整段甚至整篇课文,考试不及格情有可原。从和儿子的对话中,他感到儿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弱,知识面也不窄。因此,他并不责备孩子,只是说,不要哭,换个学校吧。于是他让叶至善进了一所私立中学。这所学校和省立中学完全不同,不用整天做习题和作业,有足够的时间看课外书籍、唱歌、吹口琴。叶至善有了明显的转变,对学习感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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