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可以看到蛛丝马迹。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准备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仅供参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一
王国己，男，1971年出生于甘肃省民勤县。现任教于一省级示范高中。
爱好读书，正在为一家杂志英译论语供连载。有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发表。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这一段可谓是为《万历十五年》整本书定下了基调。后面的内容恰是围绕它逐次展开，让我们看到明朝历史错综复杂的局面，那种表面上平静而其实暗流涌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并非是帝国的发展和强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败。此书在以后的叙述中则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并非总是在辩证中展开，也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的最终胜利。
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对“中国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经批评得很透彻”。皇帝，无非是象征，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谓德行大部分就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所谓“有德者居之。”正是圣贤的训诫。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属于文官。从此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实在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团之下。然而“四书”中的原则，在有些人无非是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从皇帝亲手安排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却又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对皇帝本人的要挟与节制已经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这正是文与质的矛盾。在此种较量中，万历皇帝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挫败感，最后以“罢工”作为对抗的武器，帝国的衰亡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从前边的叙述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无非是拿来作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工具而已。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对此，邓晓芒写有一篇长文《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对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p副标题e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二
王国己，男，1971年出生于甘肃省民勤县。现任教于一省级示范高中。
爱好读书，正在为一家杂志英译论语供连载。有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发表。
“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这一段可谓是为《万历十五年》整本书定下了基调。后面的内容恰是围绕它逐次展开，让我们看到明朝历史错综复杂的局面，那种表面上平静而其实暗流涌动，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者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然而并非是帝国的发展和强盛，而是走向式微和衰败。此书在以后的叙述中则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历史并非总是在辩证中展开，也不是黑格尔所谓绝对理念的最终胜利。
正如作者所言，这本书对“中国以道德替代法律”“已经批评得很透彻”。皇帝，无非是象征，是抽象的道德和智慧的代表。而所谓德行大部分就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规范”“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所谓“有德者居之。”正是圣贤的训诫。皇帝即是以自己的德性为国家做出贡献。然而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属于文官。从此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五之尊的皇帝实在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而牢牢地被控制在文官集团之下。然而“四书”中的原则，在有些人无非是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从皇帝亲手安排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却又以偶患湿毒、敷药未愈、行走不便作为理由，免除自己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的繁文缛节就可以看出文官制度对皇帝本人的要挟与节制已经超出了皇帝本人所能接受的程度。这正是文与质的矛盾。在此种较量中，万历皇帝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挫败感，最后以“罢工”作为对抗的武器，帝国的衰亡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从前边的叙述可以看出，伦理道德无非是拿来作为维护帝国统治的工具而已。这正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对此，邓晓芒写有一篇长文《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对此加以了批判，令人信服。
“表面看来皇帝具有传统赋予的权威，他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其实皇帝是在臣僚们以道德的名义为要挟下按照文官集团所确定的规范来行动。任何超越和违背此种规范的行为将被加以“昏庸无道”之罪名，万历皇帝就曾受到臣下如此的指斥。原来，“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是相辅相成的。”皇帝越过这个界限行事的不是没有譬如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就曾经“毫不费力地作弄了他的臣僚”正德皇帝有“超人的胆量、充分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他曾亲自训练老虎，差点就此死于非命;亲自操练兵马;率军作战，得胜回朝;自己给自己加封“威武大将军”称号……诸如此类自然引起了文臣们的惶惑以至愤慨，而其中真正的原因就在于“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万历皇帝“缺乏他叔祖的勇气、积极性和寻找快乐的情趣”，那就只能当“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那就是参加代表着道德的各种礼仪。苦闷之余，只有“用一些更为无聊的方法消磨时光”。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自此埋下历史悲剧的祸根。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乃人性、社会责任、道德伦常、体系的文化语法规定等等交织而成。其间的复杂很难用一个维度讲得清楚。而且只有拉伸前后的历史岁月，方能看清楚一部分的历史走向。这也正是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的一个原因。p副标题e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三
《万历十五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如黄仁宇先生所倡导的大历史观，黄先生在此书中一共用了七个章节描写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指出了中国有了明清这样一个历史大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一
黄先生在自序中说自己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提醒大家，“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冲突既开，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他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在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内由先进的演变为落后地区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资本主义呢?黄先生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在《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序言里，L.卡林顿.富路特说到，“黄仁宇先生对明朝末期的一个的聚集，使读者深切感受到了那时中国官僚阶层的运作方式”，“这本著作有利于全面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本书的叙述并不是要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从那时及其以后所普遍遭受的苦难一直是个巨大的错误;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抛弃过去的全部经验，并尽可能地仿效西方来弥补的时间”。
二
对于万历来说，作为一个皇帝，他应该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力，按我们想当然的想法，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任何事情。然而事实却是，明代的这种官僚制度居然让他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到是应证了鲁迅的那句“中国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万历不能做自己喜欢做事，不能去喜欢自己喜欢的女人，不能到自己喜欢的地方玩，不能让自己认为有才能的人任职，不能有任何朋友，不能表现出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他想励精图治、扬我国威地积极施政都不可能，更无须说自己还能不能选择去死!他就是一个象征，让所有人来顶膜礼拜，所以他就是一个神，无所不能，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也是如此，他也无须也不可能体会一个人的真实性。他所要做的，就只剩下遵循祖宗之法，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必须完成的程序，并将这种程序保持延续下去。可以知晓，万历的一生是何其悲哀的一生!“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然而必须警惕的是，现实中的每个自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个“万历”呢?万历的这样一个悲剧性的象征反应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形式即实质”的极度无奈。而这种无奈仍然对当代的中国人影响至深。在这一章里，黄仁宇先生还从自己的独特视角细致刻画了在中国官僚政治文化下，人与人之间处理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如果读者能够仔细思考，很容易发现当下中国无孔不入的这种官僚文化控制着几乎每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一方面，如果能理解到这个层面，如果我们还有一颗善良之心，我们没有理由不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后知后觉，能够在各种环境下正确运用好这种文化，对于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是相当有用的。当然我们还能从中体会更多，例如后宫佳丽无数，然而面对一切都不能改变、但精神又是极度空虚和寂寞的万历为何对淑妃郑氏情有独钟?“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个人，一个王朝的失败究竟从何时开始?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我们能够有那种敏锐的洞察力吗?当然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
三
中国当时的形势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第二章中，黄先生提到申时行和朋友的一封通信中指出局势艰难，“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能有如此而长治久安者”!!!如此，申时行唯有行中庸之道，唯有坚持自己调济折衷的原则，以延长风雨飘摇中的大明寿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官治国的大国，申时行深知张居正失败的根源。所以，申时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企图在维持文官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首先维持帝国的稳定，再则希望万历皇帝能够作渐近式改革，以图将来。然而，病入膏肓，国家日益积贫积弱，终于在风雨交加的1644年为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所灭，这又奠定了之后中国落后的基础。张居正专政十年，最终却落得个身败名裂，文官集团分裂加剧，在于他忽视了中国的文官集团所具有的双重性格，“固然有许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橥的、为文官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已之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于：“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工作实际工资问题尚未 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国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四
在张居正一章中，黄先生指出了明代的财政、政治、经济、人事之所在，对帝国作了全面的剖析。不得不承认，中国各级政府的低效由来以久，就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朝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中国事实上的各种制度，无论是当下还是古代，张居正可谓至死方明。如有兴趣，多加思考，我们定能发现这种“人和”政不通的根源和根治方法。p副标题e
五
活着的祖宗是谁?
申时行解甲归田以后，仍然对帝国的运转起着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以道德力量作为放下的根本大法， 关键在于防止坏事发生，而不在于不屑地去解决问题”。“他在行政上的成就，往往得力于的人事安排”。
“在我们形式化的政府中，表面即是实质”，“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太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这正是明代文官集团的悲剧根源。一方面它直接导致了政府未能如愿改革，从而一步步走向衰亡;另一方面，也保证廷臣们的安全感，让他们可以进行“阴谋”、“阳谋”之事。当然这些表象也从了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六
历史上的海瑞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又应该任何评价?
我们这个帝国制度长期存在的一个困难就是：“以熟读书读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而海瑞呢，尊重法律，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告人抛弃”。“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却至为微薄”。他的一生是制度的一个产物，其结果是“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现实中的每个人何尝不想做一个圣人，如海瑞一样，富有理想，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有理想的人的所作所为终不为文官制度下的同样怀有理想的人接受为办事的规则;倘若你理想不理想化办事呢，想想申时行，绝不理想化的调济折衷使大明借过了最后一次改革的机会，眼睁睁的看着王朝一步一步地走向悲剧。
海瑞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所以他注定要失败，注定要成为一个悲剧!!!但是这种单纯的理想，固然可以造成许多个人生活的悲剧，介地也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辉!!!
“以个人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 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
在此章中，黄先生还分析了农业社会下明朝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应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些都值得我们深究。
七
戚继光作为明代最出名的一位将领，在当时的形势下却也不得不独自面对孤独。
戚继光号称明朝最与有才能的将领，却在自己被弹劾罢官三年以后仍不能见谅于万历，个中原因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和明朝许多人一样，他们的遭遇具有普遍和必然性，这和官僚体制下的文官和武官之间的关系有关。
实际上戚继光以一人之力，重振了明朝的军事实力，使得万历能能够抵御倭寇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然而诸如此类的军事天才孜孜不倦的奋斗竟也不能是奄奄一息的王朝止住颓废之势。“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俞大猷和戚继光为同一时代的优秀军事将领，最终却只有戚继光能够名扬青史。这在于戚继光深知中国官僚体制下“个人力量所不可抗拒的社会因素”，“没有去触动整个国家体制，而只是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如此一来他成功了，但同时，整个时代失败了!!!p副标题e
八
李贽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内心充满矛盾却又强烈的坚持个人的价值观。“这类典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之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
李贽貌似看透了社会的所有弊端，但又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更可恶的是自己不能不依靠这个令自己极端厌恶的社会体制生活。如果我们想弄明白当代的自己是如何地与现实格格不入，但同时又极端的依赖于这个让我们极端憎恨的体制。
体制是什么? “监狱是个怪地方，起先你恨它，然后习惯它，更久后，你不能没有它，这就叫体制化。”“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的，你习惯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那就是体制化”。
“李贽的悲剧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涨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现实中的我们，当我们面对李贽的这种困境时，我们会作何选择呢?难道是像他一样最后殉道似的自杀吗?
如果我们确实能认真体会李贽的那份孤独和无奈，并对此章研究一番，那我们肯定会理解现实中每一个人言行举止中表现出的荒诞和怪异。
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了解中国的真实状态，所以决定将下面几段话摘抄下来。
“在本书的前面几章中曾不止一处提到，我们的帝国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而成的社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不能读书识字，全赖乎绅士的领导，村长里甲的督促，他们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在法律面前，他们享有名义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他们的得失甚至生死，却常常不决定于真凭实据而决定于审判官的一念之间。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不技术之不及。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枕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身败而兼名裂。”
这些也算是黄仁宇先生对整中国的大失败做的一个总结。
在此书中，对于黄仁宇先生的治学，本人是颇为尊敬的。黄先生以每周一册在速度花了两年的时间读书完了一百三十三册《明实录》，自计划撰写到杀青，历时七年。另外，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也可以让我们借鉴。
看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