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水浒传有感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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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水浒传有感3000字（篇1）

《水浒传》的开篇是以龙虎山镇山石碑房门被打开，天罡地煞星集体出世作为开篇，而结尾又是以宋徽宗皇帝去幽会李师师的时候，梦中被戴宗引到梁山泊，参观考察了辉煌时水浒寨的风光，并听取已经化为鬼魂的宋江等人诉说高俅、童贯、蔡京欺上罔下，设计陷害梁山好汉的实情。宋徽宗醒来后安排忠臣实地查证，之后为宋江等人昭雪，但高俅、童贯、蔡京等奸臣依旧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故事在神话背景中展开并结束，而在整篇水浒小说中，依靠公孙胜这样的道人施法，直接在战场上参与作战、或者像罗真人一样可以用法力安排黄巾力士将李逵从空中抛出去，以及宋江在梦里得到九天玄女传授的天书(类似孙子兵法一样的军事战略书籍)、梁山泊好汉张顺在征讨方腊的过程中，在杭州西湖被守军乱箭射死，之后借着兄弟张横灵魂附体，亲手杀死仇人，各种神奇的案例比比皆是，在小说中，这些神话故事被当做真实的故事，现实世界中的不公正(例如奸臣童贯和高俅多次陷害梁山泊好汉)，在小说中只能通过死后显灵获得公正的补偿(例如宋江死后，葬在了生前选择的类似梁山泊地形的寥儿洼，并常常显灵保佑了任职所在地民众风调雨顺)，

例如九天玄女给宋江的授权、天书上记载的替天行道口号和108名好汉的天书石碑，让这些对抗政府的造反者找到了精神支柱，如果仔细看看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会发现改朝换代时刻，起义军几乎全都是仰仗着上天的神权授予，才获得了造反的正义性，陈胜吴广是在鱼肚子里面藏了白布，写上陈胜王，并找人半夜学狐狸叫唤，西汉末年的刘秀是依靠谶纬之学中预言的刘秀当王，来给自己制造称帝的合法性，东汉末年黄巾军是依靠太平道的传播，号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元代农民造反是依靠佛教里的弥勒信仰，宣称小明王要出世，以至于朝代都被称作明朝，秀才洪秀全的造反是抄袭了__的上帝概念，自称上帝之子，弄了个不中不洋的拜上帝教，率领广西贫民一路北上。

清末抵抗洋人的义和团运动更是相信入了红枪会，可以刀枪不入，有神灵护佑。水浒传读后感2500字。梁山泊的英雄造反也同样遵循了这个套路。仅有李逵当众喊出了?宋江哥哥照样做得了皇帝?，却被兄弟们哄笑一场，虽然其中有阮小七这样胆子大的，可以战胜后拿着方腊的皇帝龙袍试穿，但毕竟是梁山上的少数派。宋江的?替天行道?旗帜终究是反奸臣不反皇帝的逻辑。

在梁山泊英雄的结局中，得到善终的多数是明哲保身派，例如公孙胜在攻打大辽、征讨田虎等重大胜利之后，就知趣地要求回乡侍奉老母，而浪子燕青作为聪明乖巧之人，苦劝曾经的主人卢俊义要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举出汉代韩信、英布、彭越等人的例子，依旧不能说服主人，便选择了独自隐居。鲁智深在征讨方腊胜利后，在钱塘江边开悟坐化，武松陪伴昔日打家劫舍的兄弟，皈依佛门，两个也未再回到东京领赏，逃过了宋江和卢俊义被奸臣在御酒中投毒的噩运。

其实这些人的选择更多地是一种无奈之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想干一番事业的人，结局不外乎三种，一个是称王封侯，功成名就，一个是成王败寇，作为阶下囚，第三种结局则是看破人生，把成败得失视为幻影泡沫，皈依佛道。在各个封建王朝中，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结局通常和阶下囚一样，这是因为在封建帝王的眼中，异姓功臣总是信不过，迟早有一天要篡权夺位，能力太强的人在对付敌人的时候非常有价值，一旦敌人不存在了，这些人就会成为潜在的权力竞争者，因此他们永远只是帝王利用的棋子，功成名就之后，结局依旧是惨遭无名之祸，皈依佛道反而成了保全性命的出路。

梁山泊的众多兄弟出生入死和宋江一起竖起了造反大旗，念着兄弟义气，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之后再毫无怨言地跟随宋江南征北战，阮氏三兄弟便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当吴用到阮家村拉三兄弟入伙时，三人对自己一身本领无处可用均有不平之气，表示如果能建功立业，哪怕是一天也对得起这一辈子。抱着满腔热情，加入了梁山泊的事业中，可惜宋江的战略从始到终都是一贯的，要等待招安，依靠一帮兄弟们的才干和实力为朝廷出力，等候加官封爵，再衣锦还乡，是宋江追求的理想，但殊不知，这些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眼中钉，朝廷在武力征讨连番失败后，无奈之下选择了招安求和策略，宋江一帮人从基层干起，考实力打拼获得了为朝廷出力的机会，但他们招安后的上级领导全都是曾经的敌人，朝廷正好可以利用宋江作为棋子，剪除异己的造反势力，等待鹬蚌相争，坐收渔利。梁山泊的英雄既然当初选择了和朝廷对抗的道路，就很难再次回到原有的秩序当中去。

在众多梁山泊好汉中，宋江是个武术爱好者，虽然会舞刀弄枪，但战场上的实力在梁山根本排不上名次，奇怪的是所有的英雄好汉提到及时雨的名号，便争相投奔，看了水浒的小说情节，才明天及时雨得来的原因，全靠宋江的其他才能

首先是宋江能容人，能接纳各类人才，梁山泊的创立者王伦嫉贤妒能，武功盖世的林冲上山后只能忍气吞声，直到后来晁盖带领吴用一班人马上山，来了个里应外合，让晁天王坐上了头把交椅，但晁天王显然是个真正的江湖英雄，当鼓上蚤时迁在祝家庄被困，解救后上山，晁盖居然要当众杀了这样的偷鸡摸狗之徒，幸亏宋江劝住，做小偷出身的时迁到了宋江手上，成为侦察的一把好手。而晁天王在听说曾头市要专门对抗梁山泊的消息后，不停劝阻，在战场上拼杀还是一把当先，有勇无谋，被射落马下。缺少的是宋江用人的手段。宋江在之后的南征北战中，凡是投降的将军，必然会以礼相待，首选将敌人变成自己的朋友。

对于有才华的人，不惜采用各种威逼利用手段，包括一些欺骗的手段，让原本还在犹犹豫豫的英雄最终选择入伙儿。郓城县的都头朱仝原本是宋江的救命恩人，虽然遭人陷害被发配，但始终不肯入伙，后被宋江安排李逵将长官的儿子活活劈死，无路可走，才上了梁山，以至于朱仝上山就要和李逵拼命。而卢俊义本来在北京的日子风流潇洒，却被吴用装作算命先生蒙骗到梁山，再让官府追捕，愣是逼成贼寇，宋江招揽人才的手段的确胜出一筹。

其次是宋江懂军事战略，在江州醉后作诗被黄文炳诬告，后得到晁盖率领梁山好汉劫法场营救后，晁盖的本意是先回梁山，从长计议，但宋江判断形势后，认为梁山(山东)距离江州(江西九江)距离太远，以后再次安排人来攻打的可能性不大，索性趁着人多势众，连夜偷袭黄文斌家，在宋江的周密部署下，打了一个漂亮仗，随后凯旋回梁山，正式入伙儿。特别是宋江在获得了九天玄女的天书后，在行军打仗上与吴用密切配合，军事部署战略得当，才能连战连胜，

再次是宋江会做人，作为郓城的官吏，他舍得花钱，买通了上下官吏，并结交各地的好汉，在犯了命案后，县官为他开脱罪名，县城两个都头争相放他逃走，在柴进家避难时候，不忘结交武松，在刺配江州时候，对戴宗、李逵多加笼络，同时舍得花银子，把江州的上上下下都买通，落得个闲职，宋江的原则是对江湖上讲义气的兄弟，尽量结交，对能花钱摆平的事情，绝不吝啬金钱。他自己常在衙门里行走，各色人等都能混得开。这也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写照，想林冲这样纯有一身武艺的人，缺不谙江湖险恶，对朝廷保佑幻想的人，就只能连遭陷害，还摸不出个门道，如果换了宋江，恐怕早就把上上下下都事先打点好。

读水浒传有感3000字（篇2）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