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人口流失的原因
在已经发布去年人口数据的15个大城市中，大多城市人口增长相较往年有明显减缓。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大城市人口流失的原因，供大家参考，快来一起看看吧!
大城市人口流失的原因
最核心的区域人口出现减少，这是过去10年，我国四个直辖市呈现的一个特点。
以北京为例，北京的核心区是东城区和西城区，在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常住人口为1815043人。而在10年之前，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城区(包括原东城区和原崇文区)的人口达到91.9万人，西城区(包括原西城区和原宣武区)人口124.3万人，两区总人口为216.2万人。
因此，10年的时间中，北京核心区人口缩水达到16.05%。而我国31个省份中，常住人口缩水最快的为黑龙江省，近10年人口增长率为-16.87%。北京核心区的人口减少程度，与黑龙江不少城市的程度相当。
此外，上海的黄浦区(合并卢湾区)、静安区(合并闸北区)、普陀区、虹口区、杨浦区和崇明区，天津的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重庆的渝中区等，也都出现近10年常住人口缩水。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导致大城市的人口从核心区流向其他城区和郊区，主要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在调控的。大城市核心区人口超过一个阈值之后，展现出来的就是房价和租金上涨、生活成本上升、交通拥堵等局面，人口自然会向周边地区扩展。
人口流出地城市发展的困境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人口流出的地州市占半数以上，但流出人口数量并不太多，流出数量较多的地州市分布在人口比较密集的中西部地区。人口流失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吸引力太小、就业岗位不足、经济发展水平低。当然，大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就业岗位多、收入高、吸引力大，也是重要原因。人口流出的地州市城市发育不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传统产业动能减弱，新兴产业动力不足
在经济发展方面，部分人口流出地州市中小城市的发展，依然依赖于钢铁、水泥等传统的第二产业，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随着这些传统行业的产能逐渐过剩，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原有的产品价格优势不再持续。除此之外，各地区的用工成本差距逐渐缩小，使得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再突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第二产业正在逐渐被以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型第二产业所取代，对于依然依赖传统第二产业的中小城市来说，势必面临着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而大多数人口流出地州市的城市规模都较小，经济体量不大，缺乏资金、政策支持，产业园区和配套设施建设落后，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条件较差。且企业大多呈零散化分布，缺少龙头企业带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使得中小城市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新旧产能转换，经济发展速度始终滞后，就业岗位少，发展前景差，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较低。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资源欠缺
受限于财政因素，多数中小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有限。体现在城市的交通、通信等方面发展缓慢，不仅降低了本地居民的居住意愿，也限制了外来人口的流入意愿，同时还增加了企业的运输成本，部分城市的发展面临“进不来，出不去”的困境，经济发展逐渐被边缘化。
除此之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还体现在对垃圾、污水、废气等的处理上，由于中小城市废弃物处理厂的建设和运行缺乏资金支持，使其对污染物的处理效率远低于大城市，环保措施不到位，废水、废气等排放超标，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城市生活环境变差，人们定居意愿降低。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城市所提供的政治、社会环境等都有更高的要求，而中小城市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养老、文化娱乐等公共事业方面的发展也相对滞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与大城市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从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导致中小城市吸引力不强、竞争力弱。
省会城市和周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
省会城市或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是导致周边地区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由于省会城市在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吸引周边人口、资本不断向此集聚，使得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形成省会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再加高速铁路等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也加大了人口的流动强度。人口持续不断地向特大城市或省会城市流入，使得其周边地区的城市发展缺乏劳动力支撑，也难以吸引要素集聚，经济发展日益陷入困境。
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往往不具备比较优势。部分中小城市地处偏远地区，远离港口、交通枢纽，不具备区位优势，同时自身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交通不发达，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除部分城市以外，多数中小城市资源禀赋并不是十分丰富，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基础薄弱，现有的产业结构难以支撑劳动力的就业需求。种种因素使得这些地州市的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人口和资本流失严重。
体制机制影响地州市中心城市的发展
与西方国家不同，大部分中国城市的资源分配都受行政体制的约束，要经历从中央到地方、从上级到下级的层层分配。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拥有越多的政治资本，能够左右资源再分配的流向，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吸引、投资激励等方面都更具优势。
一般来讲，除四大直辖市之外，省会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其原因是利用其政治资源，促进要素聚集，而要素的聚集又会进一步推动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从而产生“循环累积效应”。在“循环累积效应”的作用下，中小城市很难获得相应的资金支持和发展机会，导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就业机会等方面都相差悬殊。
除城市行政级别外，地方政府选择性的短期行为也是影响中小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或是选择“为官不为”，或是选择“为所欲为”，一些地方官员为仕途升迁不顾长期和全局利益，不惜代价发展大城市，忽略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需求。
大城市将告别人口膨胀?
长期以来，人口加快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流动，大城市成为吸聚人口的主要承载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城市的人口虹吸效应基本没受人口增长减缓和人口结构改变的影响，省会城市、东部沿江、沿海地区人口10年来增长迅速。
最近几年各地实施的“强省会”战略，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比如，昆明提出，到2035年全市常住人口将增至1200万。长沙则提出2026年常住人口突破1200万人。2021年昆明和长沙人口分别是850.2万和1023.9万人。
但是，从这两年的数据来看，无论是中西部省会城市还是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人口增长明显放缓，是否意味着大城市已经走过人口急剧膨胀期，未来将告别高增长?
丁金宏表示，在前两年的疫情之下，一部分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还留在农村，目前大城市就业还不充分，如果经济形势恢复好转，就业机会增加，这些人口又将流向城市。因此，大城市明年的人口增长可能还是比较多。
不过，丁金宏认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增长速度会从快速增长走向相对缓慢的增长，保持比较稳定的状态。另外，随着区域内的多点发展，人口也会走向均衡化。当然，相对比之下，大城市仍然对人口的吸引具有比较优势。
实际上，人口和城市急剧膨胀也带来诸多问题。随着大城市不断扩张，中央多个文件就对城市扩张进行约束。这在最近两年出台的区域规划中也体现明显，而且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正在致力于中心城区的人口疏解。
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要求，推进超大特大城市瘦身健体，严控中心城市规模无序扩张。完善大中城市宜居宜业功能，支持培育新生中小城市。健全城镇体系，依法依规加强城市生态修复和功能完善，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
目前，中国有7个超大、14个特大、14个Ⅰ型大城市、70个Ⅱ型大城市。在这一格局中，处于低等级的城市往往都有向上提级发展的目标，同时一些后发城市仍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人口仍在集聚。因此，未来一部分城市可能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量。
丁金宏表示，相当长时期以来，人口增长已经不是主要靠人口出生自然增长。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机械增长(指通过人口迁进迁出形成的人口变化)将取代自然增长。未来城市化后期，人口变动主要是在城市之间迁徙。而人口的进入首先基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口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