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褪色的红——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活动征文

2022-09-28 14:53:30| 金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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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褪色的红——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活动征文篇1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浏阳河东岸的隆平水稻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封珍贵的信件。这是袁隆平写于1975年1月31日的一封“求助信”，收信人谌海丰，是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农校时教过的学生。

作为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袁隆平从1964年便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为了加快杂交水稻研究速度，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制种技术攻关研究小组，并提出了“夏长沙、秋南宁、冬海南”的计划，想利用海南气候温和的自然条件，加快繁殖育种的过程，缩短培育周期。自那以后，研究小组不顾车马劳顿，每年都要踏上往返海南的路途。

海南的育种实验田远离城镇，生活物资非常缺乏。每次从湖南去海南，小组成员都会从家里多带一些腊肉、腊香肠。罗孝和是管伙食的会计，从老家带去的腊肉等食物，都由他小心翼翼地保管着。海南的气温高，腊肉到海南之后每天都会滴油，肉的重量就减轻了。眼看着腊肉“日渐消瘦”，他着急地向袁隆平报告：“袁老师，今天又减少了二两!”

进入1975年，正是育种紧要关头，研究小组在生活上又遇到了新的困难，食用油等物资即将断档，厨房马上就要揭不开锅了。正当大家焦头烂额时，袁隆平想到了在湖南安江农校教过的学生谌海丰，并给他发出了“求助信”。

时任湖南省常德津市涔澹农场农科所所长的谌海丰收到信后，立刻上报给农场党委。涔澹农场党委经过开会研究后，迅速调拨了油、豆类等物资，还杀了两头猪腌成腊肉交给两位同志带走。

2019年9月，隆平水稻博物馆建成开馆。2020年1月8日，谌海丰的女儿谌建云遵照父亲遗愿，将这封珍贵的“求助信”无偿捐赠给了博物馆。2020年7月，“求助信”被文物部门和专家鉴定为一级文物。隆平水稻博物馆馆长张璎说：“这封信虽然简短，却有力证明了杂交水稻科研之路的艰辛与不易，充分体现了杂交水稻科研团队矢志不渝、攻坚克难的科学精神。”

永不褪色的红——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活动征文篇2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红色基因，薪火相传。一处处革命旧址，一座座纪念馆，一件件红色文物，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信仰信念，彰显着历久弥新的初心使命。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马灯。它锈迹斑驳，却讲述着87年前一个母亲等8个儿子长征归来的故事。

1934年十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踏上了长征之路。在于都县银坑镇窖前村钟招子有10个儿子，其中8个儿子当了红军。就在那年10月，他们同时从家乡于都出发，参加长征，只留下年幼的曾林梅、曾林桃与母亲相依为命。送别时，钟招子对儿子们说：“一定要打胜仗，妈等你们回来。”

因为丈夫的早逝，钟招子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她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回家做家务。深夜，她就坐到老屋门前，点起一盏马灯，等待儿子们回家。等啊、等啊，眼泪流干了，青丝变白发，也没有等来儿子们的身影。后来，钟招子把眼睛哭瞎了，但她依然每天点亮马灯，坐在石阶上等待儿子。她想用微弱的灯光，照亮儿子回家的路，也让他们看清妈妈的模样。她说“我眼睛看不见了，但马灯不能灭，要让儿子看清回家的路。”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驻于都。钟招子守候在队伍的必经之路上，一次次询问，一次次失望，整整三天三夜。她心里明白：儿子们已凶多吉少。

后来，她和两个儿子一起，在村后竹篙岭的大树下，修了一座空坟冢。每逢清明节，她都会带领全家人前来插香祭奠。如今，祭奠形式和地点没有变，只是在原来的坟边又多了一座坟——伟大母亲钟招子的坟。1960年，她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人世。弥留之际，她嘴里反复念叨：“把我埋在儿子们身边……”

长征路上，不知道有多少母亲，为远行的儿女点亮一盏灯;也不知道有多少儿女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灯光里的母亲。那些没有归来的儿女，用他们的鲜血铺就了通往胜利的道路。而灯光里的母亲，虽然没有等到儿女的归来，却等来了新中国的诞生、繁荣和富强。

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一个奇妙的故事，它就像一扇窗，窗的一边是我们，另一边是很久以前的造物者。我们应细细感受这文物背后的每一个故事，去探索其历史的奥秘。

永不褪色的红——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活动征文篇3

一口带有枪眼的行军锅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的展品中，一口锅格外显眼，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锅是铜质的，圆形，敞口，平底，口沿处铸有两个铜环拉手。

“这是一口行军锅，还带有枪眼呢。”讲解员话音刚落，参观者个个睁大眼睛，好奇万分。接着，行军锅的故事把参观者带回到那段峥嵘岁月。

时间追溯到1935年元宵节后的一天。一大早，驻扎在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的中央分局负责人项英，拎着一口锅对房东钟伦扬说：“老钟，部队要奔赴新的战场了，我们这次行军要轻装上阵。这几天，给你们家添了不少麻烦，这口锅就当作红军的一份礼物送给你们了。”推让再三，钟伦扬最终收下了这口行军锅。

没想到红军走后不久，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进了村，把全村的村民赶到晒谷场上集中训话，叫嚣着命令大家主动交出红军的伤病员和物品，否则一旦查出格杀勿论。

见村民们都不吭声，国民党兵决定挨家挨户进行搜查。为了不让这口行军锅落入敌手，钟伦扬偷溜回家，从灶台上取下还热着的锅，背上它就往屋后的大山跑。

“站住，站住，再跑就开枪了!”国民党兵发现有人往后山跑，举枪就朝钟伦扬开了一枪。只听“当”的一声，子弹打在锅上，钟伦扬应声倒地，国民党兵以为他被打死了，便没再追上来。幸运的是，子弹穿过锅并没有击中钟伦扬的要害，他只受了点轻伤。

国民党军撤离后，钟伦扬把这口带有枪眼的行军锅背回家，由于无法再使用，他便把这口锅珍藏起来留作纪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钟伦扬去世了，他的儿子钟正予将这口锅捐赠给了于都县博物馆。

为了一口红军使用过的行军锅，于都人民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当年周恩来总理曾说道：“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永不褪色的红——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活动征文篇4

一只珍贵的小摇篮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收藏着一只小藤篮。长31.7厘米，宽9.5厘米，高18厘米，系藤编织而成，呈长条形，有底无盖。篮子提手底部已脱离篮筐，篮子多处断裂、虫蛀，篮底霉烂严重，已形成两个大窟窿。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红军后方医院医务人员用来育婴的摇篮，是革命的摇篮，原本有五只。它的背后，有着一段感人的往事。

那是1934年的夏天，国民党军队眼看就要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形势严峻、战斗激烈，前线红军的伤病员大批地向设在于都县新陂乡车脑村的红军后方医院转来。

一天傍晚，护士二组组长宁蓝安顿好几个新进的伤病员后，又毅然接下了院长安排的特别任务——照顾婴儿，“这些都是英雄的孩子，要好好照顾他们”。看着五个睡梦中的婴儿，宁蓝和同组的姐妹觉得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护士二组共五个人，原本就承担了四五十个伤病员的护理工作，每天都要量体温、打针、上药、抢救、外出找药配药……现在，又多了几个婴儿，更是忙得不可开交。

夜深了，医院渐渐安静下来。宁蓝做好最后一遍医护检查后，又像往常一样摸着黑，往刘阿婆家走去。只是这次，背上多了个孩子。村里的刘阿婆孤苦伶仃，几年前儿媳妇因难产离开了人世，前些日子又把儿子送去参加红军。宁蓝知道老人体弱多病、无依无靠，每天安顿好伤员后都会到刘阿婆家帮忙做一些家务。

“又要照顾病人，又要照顾孩子，可累着你们了，以后就别来照顾我这个老婆子了。”“阿婆，我不累，您照顾好自己就行了。孩子除了我带的这个，还有四个呢。”宁蓝把刘阿婆的房间打扫干净后，又安抚她睡下。

第二天傍晚，宁蓝在医院里看见了刘阿婆。因脚踝肿起了一个大包，刘阿婆被乡亲送到医院，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五个小竹篮。原来，刘阿婆知道医院来了五个英雄的后代，一早便拄着棍子上山扯藤编篮子，不小心从半山腰跌了下来，摔伤了。

“把孩子放篮子里，躺着舒服，你们也安心。”刘阿婆呵呵地笑着：“不用管我，我老了，照顾好孩子们。”上完药后，阿婆在几个乡亲的搀扶下，拖着伤腿回了家。看着阿婆远去的背影，宁蓝的眼睛湿润了。

在乡亲的帮助下，五个篮子都用粗绳子拴着，稳稳当当地挂在病房的角落。这样，孩子们就有了自己的“婴儿床”。打针、上药、晃篮子……护士们在照顾伤病员的同时，又能照看到房内的婴儿。

两个月后，后方医院随着中央红军的大部队转移，摇篮和摇篮里的孩子们曾先后辗转到了于都县的银坑、宽田等地……

永不褪色的红——我身边的革命文物故事活动征文篇5

1949年10月1日，54门礼炮齐鸣28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____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庄严神圣的开国大典，象征着中国人民从此结束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

就在此时，重庆仍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位于歌乐山脚下的白公馆、渣滓洞，关押着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变成现实。

1949年10月7日，罗广斌在狱中放风时，从黄显声将军那里秘密得到一张报纸，才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的消息，还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新中国成立了!”罗广斌心中激动万分。他强忍着激动，将这一喜讯藏在心底。10分钟的放风时间，罗广斌平常总是嫌太短，此时却觉得那么漫长。他急匆勿地回到牢房，将这一喜讯分享给每一位同志。

几位同室的狱友听到这一喜讯，兴奋得几乎跳起来。但大家马上意识到，不能让特务察觉到他们的情绪变化，否则将十分危险。他们压抑着内心的狂喜，悄悄紧握住彼此的手，轻声地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小得不能再小的欢呼声，却仿佛用尽了他们全部的力量。

天色暗了下来，狱友们仍然激动得难以入睡。他们避开特务的监视，庄严而肃穆地面朝着北方，眼含热泪，悄声哼唱着那耳熟能详的《义勇军进行曲》，共同想象着国旗飘扬在祖国上空的场景，讨论着国旗的样式，想象着解放区群情振奋的面貌。看见这般热烈的情景，罗广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有个建议!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等人民解放军到来的时候，我们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这个绝妙的主意立刻得到了所有狱友的认同，大家马上翻找各种各样制作红旗的材料。监狱中物资极为匮乏，既没有剪刀，也没有针线，更别提制作红旗的面料了。于是，罗广斌扯下他的红色绣花被面，陈然同志拿出了黄纸，王朴等同志将铁片磨成了刻刀……

材料凑齐了，但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式呢?报纸上并没有刊登五星红旗的图案。于是大家悄悄讨论着，最后一致认为，应该把一颗大星放置在旗帜中心，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对称分布于四角，代表着四亿中国人民。

狱友们细心地在黄纸上刻出了五颗星星，然后再用吃剩的饭粒，把五颗星星粘在红布之上，一面“五星红旗”就这样做好了!它并不是一面标准的国旗，但又是一面极其珍贵的旗帜，因为它寄托着狱中同志们对理想的无限忠诚，寄托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

狱友们把牢房的楼板撬开一小块，珍重地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里面。他们约定，等到重庆解放的那一天，高举着这面红旗一起迎接黎明。

1949年11月底，人民解放军逼近重庆，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山城。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夕，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举起了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一·二七”大屠杀，绝大多数革命者倒在血泊之中。

3天以后，重庆解放。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带着解放军战士回到白公馆，他轻轻取出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郑重地交给党组织。想到无数的战友们已经看不到这一天了，罗广斌忍不住失声痛哭。